在福建古籍里，蛙神崇拜多有记载。清人施鸿保《闽杂记》描述偶然闯入光泽县衙门的一只青蛙神，说是当地民众数千人，以五人为队，鱼贯出入，轮流参拜。他又说，蛙神嗜饮烧酒，又喜欢看戏。樟湖蛙神庙，实为古代闽江流域广泛流行的蛙崇拜残余。如今，每年七月廿一日张圣君生日，溪口村都会举办蛙神出游活动，届时，一种背绿腹白、脑后长有七个黑圆点的青蛙，陪同蛙神一道巡游。
樟湖的蛇崇拜与蛙崇拜，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显然它们来源于早期福建两大民族的图腾崇拜。学者多认为，闽人以蛇为图腾符号。越人是发明了水稻的民族，信奉与农业有关的青蛙神。
继闽人与越人之后，第三个大举迁入福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各地都有大量的龙王庙彰显其图腾符号，我们早已熟悉，此不赘述。
唐宋以后，福建又迁入第四个重要民族——畲族，带来了犬崇拜。畲族人崇拜狗，是因为他们的始祖盘瓠原来就是高辛皇帝的五色毛犬。我在宁化看过描绘畲族起源的连环画，又称“狗王图”。传说，上古犬戎入侵，高辛皇帝下诏，如能斩杀犬戎番王者，就将三公主许配给他。结果皇帝那条名叫盘瓠的狗夜入敌营，咬下番王的首级，成为驸马，繁衍出畲族。福建的犬崇拜主要流行于畲民中间，他们严禁杀狗，也不吃狗肉。
信仰是奇怪的东西，比血统更坚韧绵长。你看闽族与越族都消失了，他们的图腾崇拜却穿越两千多年保存了下来，被另一个民族继承。那些参加蛇王节耍蛇的樟湖人，没有意识到，是一群遥远的陌生人从万物中为他们挑选了这种动物。他们是信仰的义子。
神族进化：藏起了尾巴的神灵
古代的福建，山深林密，处处猛兽毒虫，沿海则有飓风、海啸之灾，生存环境十分恶劣。这种情况加深了人们对信仰的依赖。闽越人是万物有灵论者，万物皆神。随后入闽的北方汉人，未能移风易俗，反而迷上了巫觋文化，古木奇石、山精水怪，瘟神厉鬼，有了更多的信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道光年间，周凯主编的《厦门志?风俗记》还在挖苦闽南人胡乱造神：“吴越好鬼，由来已久……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纸，男妇狂趋。”
闽中怪力乱神，以瘟神崇拜最为发达，其演变过程，也很有意思。
瘟神崇拜属于原始宗教，可归入精灵崇拜或鬼魂崇拜。古人把多种急性传染病通称为瘟疫，并认为瘟疫之起，是因为疫鬼在人体内作祟，治疗的办法是请巫道来驱赶瘟鬼。问题是巫道的本领不让人放心，屡屡失败，人们就认为瘟鬼魔力特别高强，转而改变策略，开始讨好和贿赂瘟鬼，礼敬它到别处去。瘟鬼于是变成了瘟神。
徐晓望先生认为，福州地区流行的瘟神五帝是由五通神演变而来的。五通神在山区是山精木怪的集合，在福州原为水猴、水鸟、蛤蚌、鲈鱼、水蛙五怪，能行灾布病，人们敬之为五帝、五圣。由怪而帝，动物神就进化为人神，只是神像仍然塑造得狰狞可怖。五帝是福州的显赫神灵，1642年春，福州发生瘟疫，迎神活动持续了半年，可见其盛况。近代学者郭白阳说：“福州淫祀以五帝为最。”
淫祀是一项严厉指控，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邪教，要拆毁祠庙的。儒家历来反对淫祀。我们知道，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朱子语类》也有“作州郡，须去淫祠”的句子。西汉独尊儒术之后，中原文化逐渐理性化，认为南方鬼神崇拜愚昧落后，遂利用政治和文化权力进行压制和禁毁。依神道设教的观念，北宋朝廷将民间诸神纳入祀典，进行管理，对于有功于国家和地方的正神、善神，通过表彰与敕封的方式，确认它们的正祀地位，例如关公、城隍、妈祖等；凡未编入祀典的鬼神，尤其是南方影响广泛的原始精灵崇拜，如诲淫诲盗的五通神、坏人心术的蛊毒、作恶多端的瘟神，都在官方扫荡淫祀的名册之列。
为了逃避官府打击，唐宋以后，福建的自然神纷纷人格化。你想想，理学家看到神台上供着一条老蛇，或者一只青蛙，万众在下面顶礼膜拜，情何以堪！把蛇王、蛙神人格化，赋予人的形象和性格、品德，士大夫就容易接受了。
五通神虽然改为五帝，但因信众广泛，曝光过度，被眼尖的人戳穿底细，地方官府毫不留情镇压。福州孔庙附近福涧街有间五圣庙，因为改名麻王庙，侥幸逃过历史上的劫难，但眼下因为旧城改造，拆毁大半。我去采访时，在门口来回转悠，怎么也没想到这座破木屋就是曾经威名赫赫的五帝庙。一位妇女热心地帮我们开门，一边说：“这里的神很灵的，有人生病就来拜拜，马上就好。”
我没有看到五帝，荒凉的神龛上，只有一位面色红润手持摺扇的银须老人。麻王庙的负责人郭陈辉后来告诉我，那是麻王爷，五帝的总政；五帝的神像已经丢了；传说麻王爷是太医，被皇帝派到福州医治瘟疫，积劳成疾，殁于庙中，成了五帝的总政爷。如此说，麻王爷是一位造福乡里的正神。显然，当时的庙祝只是把麻王爷当成五帝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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