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吉安府。
军队已经撒出去了，赵瀚留在吉安，军政事务一把抓。
张秉文这位江西布政使，正式升级为三大秘书头子之一，专门负责协助赵瀚处理政务。有点像大明的内阁大臣，但又有根本差异，赵瀚的秘书头子没有拟票大权，而且做的时间久了必须外放。
“总镇，这有封安福知县的奏文，恐怕要给予格外重视。”张秉文递过来一封公文。
赵瀚接过来一看，刚开始有些好笑，很快就皱起了眉头。
本来只是件小案子，而且发生在去年底。
一个士兵立功受赏，过年回家时，给妻子带回一条铜围髻。这是围在发髻上的首饰，还缀着璎珞、珍珠或其他装饰物，一般要仕女才有资格佩戴。
这士兵的妻子，以前是地主家的丫鬟。
她过年戴着首饰出门，炫耀说是金子做的，正好碰到以前的女主人。女主人讽刺了几句，双方随即发生口角，并伴有互相抓头发的行为。
二人哭着去找村长，村长问明缘由，让她们互相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因为此事而争执。
结果两女都不服气，各自带着家人，又闹到镇长那里。
一个说对方先辱骂自己，另一个则举报对方佩戴金饰，肯定是丈夫在外打仗抢来的。
镇长不敢怠慢，立即请人验货，发现是个铜的。
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地主出身的那个妇人，突然闹着要遵守乡约。然后，这群人就开始正儿八经讨论，如果按照乡约，士兵的妻子是否有资格佩戴围髻。
最终，闹到安福知县那里。
知县认为，江西的最高法律原则，应该以《大同集》文章为标准。即便《大明律》与《大同集》有冲突，《大明律》也该靠边，更何况只是乡约。
《大同集》里的文章，既然说万民人格平等，那么普通女子也可以佩戴围髻。
安福知县给赵瀚写的那封信，并非讨论案件本身，而是讨论如何规范并引导乡约。
明清两代，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法律，只有乡约。
除非闹出人命，否则官府根本不管。
赵瀚放下信件，问道：“你可知乡约是何时出现的？”
张秉文拱手说：“道理来自《周礼》，真正成文是《蓝田吕氏乡约》。朱子对此极为推崇，亲自动笔改为《增损吕氏乡约》。国朝初年，太祖皇帝推行乡饮酒礼，让有贤名的乡老教化百姓，也让乡老处理村镇纠纷。乡老教化百姓、处理纠纷，也可以视为一种乡约。成祖又将《吕氏乡约》列入《性理大全》，遂传播至天下。至于真正推行，其实是通过阳明心学。”
“这与阳明公又有何干系？”赵瀚真不知道。
张秉文解释说：“正德年间，风气败坏。太祖的乡饮酒礼，已经名存实亡，那些乡老不再贤能，反而带头欺压百姓。”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朱元璋用乡老、粮长、里长来统治农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中期，这些基层统治力量彻底败坏。
张秉文继续说道：“阳明公在南赣剿匪，除了轻徭薄赋、安置流民、剿灭贼寇之外，还必须教化南赣百姓。于是，阳明公制定保甲制度，以《吕氏乡约》为原本，让每个保甲都订立乡约。南赣因此大治，后来阳明公的弟子做官，在各地纷纷效仿此法。只不过，并非使用保甲，而是召集当地大族，共同盟誓制定乡约。”
“此法效果良好，嘉靖年间，朝廷下令推广天下。”
王阳明的影响力，绝不只是开创心学、平定贼寇。他的保甲与乡约法，一直延续到民国，构建了数百年的中国乡村政治生态。
乡约制定之后，虽然士绅豪族还是乱来，但大部分必须表面遵守乡约。
也就是说，士绅豪族闹归闹，基本规则还是得遵守，突破底线是要被乡民戳脊梁骨的。
另外，王阳明的乡约，还影响明清数百年的家规制定。
乡约可以理解为放大版的家规，在保甲制度下强行遵守。或者，由当地大户自愿加入，一起盟誓遵守他们的约定。
具体内容有：见善必行，有过必改，尊老爱幼，互相敦促，互相帮助，规范言行，规范礼节。提倡守信，不交匪类，勤勉做事……等等等等。
每个条目之下，都有细节规定，有人违反就大家一起商量处置。
张秉文为何提醒赵瀚必须重视？
因为根据安福知县的信件，许多地方士绅，又在悄悄推广乡约了。或许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好心，但更多人恐怕是想抢夺基层话语权！
许多村长见乡约内容很好，为了方便治理乡村，竟然主动配合士绅搞事儿。
这是在动赵瀚的根基！
张秉文不但掌握了数学，还精通了《大同集》，他建议道：“总镇，乡约可以推广，毕竟都是劝人向善的。但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违反乡约之人，不能由士绅来调解和处置；第二，乡约里的少数条目，与《大同集》互有矛盾，这些内容必须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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