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5.10-1939.8.26）
法兰西的精神——马恩河与索姆河的勇气与不屈，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昂扬，为国家献身的热忱——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它们真的随着先烈的脚步长眠于六尺之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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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外交部长博诺——这个在苏台德危机、慕尼黑会议期间一贯坚持对德退缩的软蛋——信誓旦旦地宣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去职不会对该国的外交政策造成什么大的改变。
但是正如这个仿佛失心疯掉的法国官员的许诺被希特勒接连打脸一样，斯大林也不准备给他留面子。
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老战友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同志上任后不久，苏联外事部门便发生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小事”：苏联驻柏林大使阿列克谢·梅列克洛夫突然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韦兹塞克，询问后者关于苏德关系的看法。
意外之余，后者回答道：“德国希望与苏联建立互相满意的经济贸易关系。”
而苏联大使的回答对于英法而言可谓是晴天霹雳：“意识形态的分歧没必要干扰俄国与德国的关系。”
苏联的柏林大使接着离开了。
这次寒暄总共用时不到十五分钟，却在国际上掀起了滔天巨浪。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的发言仿佛也印证了苏德关系的转变——在他歇斯底里的演说中，居然一次也没有像之前一般提到“堕落的”和“犹太的”俄国。
英法似乎要失去他们最重要的潜在盟友，这样可怕的前景令法国的驻柏林的大使库隆德（一年前还是法国驻俄国大使，但因力主建立法苏同盟而被调去了德国）寝食难安。
大使委派武官斯特林上尉返回巴黎报告（情急之中把斯特林的姓都拼错了），但他在巴黎的上级却丝毫没有任何焦虑感。斯特林吃了闭门羹，根本没见到博诺外长，他在外交部盘桓了数日，最终也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到驻地。
结果返回柏林后不久他便收到了外交部朋友的电话，朋友在电话中说：外交部建议军人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插手外交。
这鬼话气得这位目光长远的军官当场砸了电话，如果不是还顾忌自己还肩负着共和国的使命，斯特林上尉恐怕就会成为慕尼黑会议以来第二个叛国的驻外武官，虽然没有第一位富歇将军那么劲爆罢了。
（富歇将军时任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团长，在得知法国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撕毁自己的法国护照并加入了捷克军队）
有这么一位吃里扒外的外交部长，未来情况糟糕到什么样子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好在仍由理智且忠诚的外交官在为国家奔走斡旋，那位可敬的驻德大使敏锐且准确地发现，苏德之间达成协议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两国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决定了二者的联合势必会动摇各自的统治合法性。
他判断苏联是想通过与德国加强联系来向西方盟国施压，因此库隆德大使依然不遗余力地游说着朽木般的外交部。
不过他的阻碍又不仅仅在外交部，军方也对同苏联结盟抱有疑虑，因为波兰是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苏军过境的。罗马尼亚虽然也担心自己的独立受到威胁，但来自德国和匈牙利的威胁近在眼前，态度倒比波兰更软化一些。
这些本该外交部出面解决，但外交部如今比行将就木的棺材瓤子还要迟钝。他们不仅不愿意为法苏同盟铺平道路，甚至就连与波兰结盟都犹豫不决。四月末的时候，国防部长甘末林将军与波兰军事代表团达成了一项军事协议，而军事协议又需要一份政治协议做铺垫，这份政治协议外交部长博诺就是死活不肯签。
甘末林将军找到了总理达拉第，声称“必须立刻签字”，但最终又没了下文。部分是因为议会当时正在为所谓的“比例代表制”吵得不可开交，右翼政党为了防止左翼再次联合成人民阵线执政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场漫长的议会拉锯一直持续到六月末，整个春天法国政府都处于这样的麻木状态。
等不到那个时候，到6月6号，德内尔的心绞痛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去看医生的地步。
“最近遇到什么烦心的事了吧？”富博先生只观察了一番德内尔的神色，便找出了他的病因。
德内尔黑着脸回答道：“最近还有什么好事吗？”
“夏天可是巴黎最美丽的时节，处处莺歌燕舞，你还有薇尔莉特夫人这样美丽的女士的陪伴，去郊区散散心，或者去游乐宫听听演说，还可以去看航展……总而言之，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谁知道这样的美好还能持续多久？”
富博吸了一口气，伸出了自己的食指虚指着天花板：“戴泽南先生，就算你为国家担忧，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再这样持续下去你连体检都通过不了，还怎么再次服役？”
这样的劝说令陪伴他而来的薇尔莉特眉头微皱，她并不希望让·德内尔再被征召。但见到阿让很认真的点了点头，并询问医生如何治疗，她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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