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的堰塞，加剧了这种现象的普遍发生。”李乐保守认同了张居正的看法。
“不，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白银堰塞。”张居正立刻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他看着李乐说道：“对于金钱的追求，是对于物质的追求，是对于更好生活的追求，这并没有错，所以，问题的本质是，人到底是金钱的奴隶，还是主人。”
“这才是关键。”
张居正立刻发觉了自己的片面，而后用最快的速度纠正了这种片面的理解。
张居正思索了片刻后才说道：“这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而且明确的界限，人是主体，钱是附庸，需要理性的去控制人欲，这个理性可以是公序良俗，也可以是共识，更可以是律法。”
“除了人是主人还是金钱奴仆这个问题之外，还十分清楚的可以知道，这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
“容我缓思。”
任何一个政令都不是一拍脑门就可以想出来的，需要缓缓思考其中的关键，这需要时间。
很多事，张居正人在北衙，看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和李乐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但这种沟通仍然是管中窥豹，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时辰的了解后，张居正最终确定，南巡是很有必要的。
廷臣们必须要亲眼目睹，只靠道听途说，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的一部分罢了。
“我连夜把你们说的内容整理成奏疏，明日送入宫中。”张居正送走了两位学生，开始写奏疏，内容上主要是现象，而不是问题、原因、办法，所以奏疏写的行云流水，在陛下敕谕宵禁的时间之前，张居正完成了自己的奏疏。
张居正也没让游七为难，到休息时间后，就放下奏疏休息去了，这件事，急不得。
朱翊钧收到了张居正的奏疏，李贽已经提到了过金钱对人的异化，黎牙实也提到了，现在又多了一个李乐，大明上下对于金钱对大明的改变，都是有一定预期的，有预警的，当然有些事情必然会发生，但这也是大明必然要经历的剧变，不能因为怕被噎死，就不去吃饭，那样会饿死。
张居正正式开始了对制度的思考，如何利用制度设计，减少这种社会变革中的乱象。
“先生说是生产资料过于集中，也就是兼并引发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现象，先生在试着分析这个现象并且解决它。”朱翊钧十分佩服张居正的勇气！
这问题其实可以回避，而不是面对，因为十分棘手，影响大，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完全体现出来十分的缓慢，十年、二十年才会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张居正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勇敢面对。
大明皇帝的手边，放着一堆的杂报，这些杂报就一个内容，讨论如何建立更多的监察机制，对权力进行检查，大概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笼子是什么？牢笼吗？”朱翊钧翻动着几本奏疏连连摇头，其水平完全不如林辅成和李贽，林辅成和李贽现在都学精了，根本不提出政令，只说问题。
把权力关进牢里。
这看起来是个美好的设想，但这个牢笼谁来负责建造？这个牢笼又要关谁？谁又来监督这个牢笼的正常运行？最后都会变成权力监管权力的螺旋门问题。
朱翊钧做为天下权力最大的那一个，是不会置之不理的，他是不会让任何东西变成自己的束缚，法三代之上的礼教，大明的祖宗成法都不行，这些都是更好统治大明的工具，而不是束缚。
连皇明祖训也是工具，而不是束缚。
朱元璋走后，他就管不了身后事了，他为朱允炆的登基铺平了一切的道路，最后还是朱棣得了天下，朱元璋的祖宗成法还在实行，但每一个皇帝都会修修补补，朱元璋钦定宦官不得干政，司礼监自永乐年间就有了。
大明皇帝当然拥有对祖宗成法、皇明祖训的最终解释权。
朱翊钧更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宪政模式，他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当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连张居正都拦不住他。
在朱翊钧看来，在他的践履之实看来，所谓的宪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君主立宪，不过是扯了一条供肉食者们狂欢的遮羞布而已，有了这么一块遮羞布存在，没有任何人需要完全对国朝的败坏负责了。
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肉食者只享受权力的好处，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谎言！
作为皇帝，朱翊钧对于君主立宪，就只有这么一个态度，谁也别想在他的手里，完成所谓君主立宪！
他根本就不信那玩意儿！他是皇帝，他的立场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更不会主动把自己送进牢笼之中。
但朱翊钧也没有让这些个笔正们闭嘴，而是任由他们在杂报上大肆的讨论。
这是维新时的必然，如果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完全不必要搞什么万历维新了。
雍正皇帝写过一本《大义觉迷录》，翻译翻译，大约就是：入关以来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决议与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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