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聚谈之风极盛，李贽入京聚谈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张，属于他李贽的自由论。
在十二岁的时候，李贽就开始批评孔子了，或者说李贽从来就是那种不怎么愿意被规矩束缚的人。
他这种人在官场上不讨喜，因为官场是个规矩大于天的地方，不守规矩只能闭门自若的李贽仕途自然不顺。
“老农老圃论。”朱翊钧看到了李贽十二岁时候评价孔子的话。
老农老圃，出自《论语·子路》。
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种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再请学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等到樊迟离开后，孔子对弟子们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小人，上位者好礼，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义，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上好成行，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只要用礼义信，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
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
‘贤者与民并耕’是农学许行的主张，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
在孔孟之道中，礼大于一切，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在祭祀春神的时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
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当初没闹出乱子来，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
但十年后的今天，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与此同时，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甘蔗、橡胶树、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
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大明的女校织院，就是中原有史以来，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
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
一个会种地的皇帝，是不是农户，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需要向皇帝解释，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负责。
朱翊钧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他十岁开始就种地，每年都要亲事农桑，而且还亲自去过岗漠地上，看到了大明农户的勤劳和无奈，林辅成指着保定府骂皇帝无能这种事，朱翊钧作为最终审稿人都忍了林辅成，让他骂，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好过一点吗？
诏废贱奴籍，仁极至功德，乡野田亩间，遍是苦命人；
皇帝圣旨废除了贱奴籍，朝中的士大夫们都在歌功颂德，这自然是仁政，但是乡野田地之间，仍然都是苦命的人，大明皇帝的圣旨，就跟放了个屁一样，什么用都没有。
这是在否定朱翊钧的努力，甚至是指责朱翊钧无能，你一个堂堂皇帝，下了圣旨都没什么用，不是无能是什么？朱翊钧也只是把这首酸词删除了，但整篇文章保留了，整篇文章，都是批评皇帝的政令没有得到贯彻。
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皇帝，是有资格代表穷民苦力的，宁愿挨骂，也愿意让百姓们的生活变好一些。
李贽在十二岁批评孔子，多少有点童言无忌，李贽在十二岁就问：不研究怎么种地，他孔夫子吃什么喝什么？
李贽是个很不守规矩的人，所以他和八股文天生绝缘，用李贽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我这个人比较怪，无法契合朱熹那一套，就只能放弃不事了。
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很喜欢，李贽，贱儒一生之敌，相比较之下，朝中对贱儒的批评就显得十分温和了，朱翊钧的批评都显得温和。
李贽连孔夫子都骂，那孟子、朱程理学，在李贽的笔下，根本就是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垃圾。
“按着李贽的说法，就该立刻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朱翊钧看着李贽的文章，乐呵呵的对着冯保说道。
冯保探着身子看了看，颇为嫌弃的说道：“狂夫狂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矛盾说呢，把儒家经典都焚毁了，把儒生都坑杀了，用什么啊？他说的好听，就这些个民间狂夫，素来如此，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指手画脚最是惹人厌烦。”
“先生和陛下共作矛盾说，才算是有了能替换用的东西，这不得慢慢才能有效果吗？真照着他说的办，那才是天下大乱，就跟人要穿衣服一样，把衣服烧了，又没有新衣服，穿什么？”
冯保对这种狂夫一点都不喜欢，甚至包括林辅成，吃陛下的喝陛下的，托庇于陛下，反过来阴阳怪气陛下，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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