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承业不是不想去，只是他有后顾之忧。
已经得到正式的通知，今年8月份，在日本东京会召开首届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
这是高端的国际专业会议，虽然已经得到了4个名额的邀请，但是研究所在这方面没有新的理论可以拿出来，实际展示更是空白。
现在的研究所连计算机都是六十年代末期的，而且配套不同，最普通的编程都难以完成，不过康承业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争强好胜的打算，日本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最好能买回来一台机器人，这样对中国的机器人发展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用购买的机器人当蓝本进行模仿。
只是目前所长虽然任命了，但党委书记一职却空悬着，仍由左红升兼任，虽说风气变了之后，左红升不再像从前一样去阻挠康承业搞机器人项目，但是在公开场合经常会发生掣肘，让下面的同志不好发表意见，除了常师兄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外，更多的人在面对左红升的时候不免拘谨，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是常有的事。
相同的事发生在左红升身上也是不明就里，他不能理解上级为什么要选康承业那样落后分子当所长，还让他的“帮凶”当副所长，要知道他左红升当副所长已接近二十年，而且同为副所长的康承业还因为“通缉”事件被撤销过职务。
虽然自己在所里的职务没发生变化，但是左红升能明显的感觉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从前那些鞍前马后的人已经有意识与他保持距离了，似乎自己这个积极分子正在滑向落后的深渊，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明明更积极、更热忱、更懂政治的人是他。
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欣喜的，似乎连空气中都透着欣欣向荣的感觉，但是对左红升而言则是陷入灰暗，更让他痛苦的是开会时不再是他曾经熟悉的套路，更多数时候，会上讨论的那些新内容居然让他这个“老科学家”听不懂……
“机器人从前称之为可编程移机，因为它一开始的主要用途是从一个点传递对象到另一个点，不到十英尺左右分开。他们用液压执行机构，并编入关节坐标，即在一个教学阶段进行存储和回放操作中的各关节的角度。他们是精确到一英寸的1/ 10,000……”
“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全电动，6轴多关节型机器人的设计允许一个手臂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它精确地跟踪在空中任意路径，拓宽了潜在用途的机器人更复杂的应用，如装配和焊接。”
“这些工业机器人的控制方式与数控机床大致相似，但外形特征迥异，更先进地装配具有视觉传感器的、能识别与定位简单积木的机器人系统，我们目前的数控系统硬件不过关，这是机器技术无法突破的主要原因。”
“如果编程的条件不具备，我们能不能通过一系列的排列组合，使机械臂完成既定动作？”
“很显然，那种方式太过原始，即使在机械时代也不具备实用价值，而且工业机器人要面临的实际问题比我们目前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用落后的方法去研制既耗费时间，又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即使研究有所突破也是别人用旧的技术，既然技术起点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变化点开始追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超车的目的！”
机器人研究定义到战略高度是绝对有着重要意义的，康承业认为机器人的研究与国家的科技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是一个制高点，谁把控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领先于时代，我们已经落后了……”
本来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却在参会人员的掌声还没响起时嵌进来一句不和谐的声音。
“谁说我们落后了？你这是典型的消极主义，我们的生产方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要远远超过资本主义……”
“左红升你少在这儿扣帽子！”
常新远气得直跳脚，他再也无法忍受左红升无端的指责，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叫道：“你还想害多少人？我告诉你，时代变了，你那一套不好使了，你还不早点反省跟上时代，居然还想用旧的一套坑人害人，我常新远第一个不答应。”
“时代再变也是社会主义的天，你们搞崇洋媚外这一套我就不能答应！”
这么多年，左红升的嗓门一直是很大的，若论这方面的辩论，全所真没谁是他的对手，他总能把话题引向和讨论内容无关的方向，并且纳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同时向对方发起批判。
“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拿着咱们研究所的经费去讨好母校，这就是你一个刚上任所长干的事儿？而且一上来就要出差，还要去国外？我上主持工作近二十年，从来没浪费过一分钱的经费，更没拿着所里的费用去游山玩水。现在你刚上任就要乱花钱，拿着钱去买外国的东西，咱们是干什么的？研究所！不懂不会的不能自己研究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懂吗？如果什么东西都买来还要我们这些科学家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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