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国在爱尔兰、英格兰的所作所为，不是革命。
是华夏特色的起兵造反与托古改制。
只因为发生在海外，无宗族血缘之牵挂，因而更为彻底。
他们不像后来的革命者，用更因地制宜的先进生产关系打破旧社会的制度，以进行工业化生产。
但有相同的本质，即阶级斗争的缘由不在个体是好是坏。
在英格兰这片土地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
是旧贵族大地主和新贵族大商人土地兼并、放高利贷、买卖人口、圈地养羊。
只有如此，一个仅有十三万平方公里土地却有超过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积蓄力量、增加出口，与欧陆霸主争夺广袤的新大陆。
刘汝国看不见这些，他只能看见，因为旧贵族与新贵族的土地兼并、开手工业工厂、放高利贷，让英格兰出现大量失去土地无以谋生的农民。
那些农民一开始为微薄的军饷加入英格兰王室海军，后来又在一次次兵败、受俘中死去、逃走，还有一部分加入他的顺天安民义军。
刘汝国的追求也并不先进，他的口号就不是富贵、不是社会进步，而是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
而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最为朴素也是最大的正义。
不是说封建地主不好、封建贵族或新的资产贵族不好，人嘛，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
但生产资料的总数是有限的，国与国之间竞争享有生产资料的总数有限的，分配至个人也必然是有限的。
富有的人拥有的多，自然乐善好施；穷人根本没办法乐善好施。
而作为封建地主，也做不到一直乐善好施，在这个天灾频繁的年代，不土地兼并、不放贷收地，根本无法维持地主的身份。
因为你不放贷别人放贷、你不兼并别人兼并，等你遇到扛不住的灾年，就只能把地卖给别人，地主就掉回自耕农、自耕农掉回佃农。
等到民怨沸腾，就只能重新分配。
也许这片土地上，原本就民怨就已经沸腾了，但因圈地养羊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
也许英格兰原本的土地兼并还没到民怨沸腾的程度。
但时至如今，都不重要了。
因为战争，战争让更多人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在已被占领的土地上、在双方反复争夺的土地上，他们必须选边站。
没有中间地带。
顺天安民义军继续踏步向前，占领曼彻斯特不过半月，便先发将军赵灿收取利物浦，后命上杉景胜移师北方，奔杀约克郡谷地。
利物浦不是个大地方，只是个有百余户的小镇，就算集结周围村镇，也不过上千户人。
但它在赵灿眼中位置很好。
“这很好，可以建海港、造船坞，直通艾兰，把山区的石灰、大理石，铜、锡、铅、银卖过去。”
在赵灿身边站着的，是从前线退下来的孟信，似懂非懂的点着头。
“艾兰的朱晓恩和白老虎都有钱，那边还有成熟的船厂，咱们的东西卖过去，回头就能买船有自己的船队，有了船，跟东洋军府的常胜做买卖去。”
赵灿什么都不细说，因为再细说的事他也不懂。
换来孟信大眼瞪小眼：“那将军，我在这该干嘛？”
孟信身有十七个首级的功勋、能听说汉语，又正赶上知府汤显祖、总兵官应明对英格兰多提拔爱尔兰军士的建议，直接由火枪手升任百户。
被调到利物浦，现在这地方的名字叫鳗鱼港百户所，隶属于山北千户所。
因为利物浦原本的名字就叫鳗鱼池塘，这守着默西河，默西河里有许多鳗鱼。
这附近居住的百姓，都归鳗鱼港百户管理，属于军政一把抓的官职。
“咱们山北千户所将来要升卫，十个百户所会有五个升为千户部，鳗鱼港下辖土地大、百姓多，是最容易升千户部的。”
赵灿说的还是车轱辘话，他没当过百户、也没当过千户，打从爱尔兰跟着刘汝国起兵就是将军，仗是不太会打，治理地方更没经验。
很难从百户该做什么事上给孟信提出像样的建议。
他想了想，经过深思熟虑，说出一句至理名言：“反正，地不能荒，荒了就种点什么。”
实际上这不是将军给百户的建议，而更像是一个资深农民武师给儿子的建议。
他们这帮人，或者说类似大中华观念下的半独立军阀政权顺天安民义军，刘汝国也好、赵灿也好，他们都拥有相同的人生。
命贱骨头硬，半生面朝黄土，不论垦辟荒野还是揭竿而起，忘不掉自己的手艺。
他们眼里最大的罪过就是眼看着地荒了，也都相信手上有粮心里不慌，这种朴素观念在义军中极为流行。
即使战争，对他们来说战争的一切计量单位也都是粮食。
在这个英格兰的乱世里，人没了可以再招，到哪都不缺为混口饭吃投身应募的人，可粮没了，仗就输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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